# 介绍
游牧民的政治制度在《史记》中被认为是“简单而轻松的，一个国家的统治等同于一个机构”。 但是，受限于儒家的思维定势，有关匈奴的一些知识是由中国历史学家合理化的结果 （Di Cosmo，2002） 或被简单地排除在外，不予描述 （Miller，2014） 。 通过深入研究公元前二世纪和一世纪匈奴社会的基础，本文认为，匈奴帝国的政治体制从游牧这一根本特点中孕育，具有去集权化的特点，并奠定了其军事力量的基础。
匈奴帝国是一个邦联，而不是一个集权国家。 尽管地区领导人没有严格服从中央，但匈奴帝国仍然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显然超过了超级集权主义的秦汉帝国。 这种现象在某种程度上是违背常理，也违背中国传统史观的。 本文将研究匈奴帝国去集权化政治的来历，以及该体制如何有助于增强军事实力。
# 游牧社会的性质
一些游牧社会固有的特征决定了游牧社会必须组织松散。本节侧重于研究匈奴的人口和等级制度。
在古代社会中，一种很关键的控制方式就是征税，尤其是土地税。但由于游牧社会的生产方式是“逐水草而居”，它们将花费大量时间进行迁移，因此对于他们而言，根本就没有“土地”这一概念。小规模的人口组织和不断迁徙的习俗加剧了匈奴社会内部的不稳定性，并造成了管理上的困难，导致强大而集权的政府必然不能形成。（Di Cosmo，2002）。
正如拉德洛夫所说，游牧民族领袖实际上是几个小团体之间合作的结果，完全是出于利益考量，对某个群体或氏族没有始终如一的忠诚度。（Radloff，1893）。《汉书》提到，“当他们看到利益的机会时，他们就会聚集在一起并相互合作，当敌人击败他们时，他们会像一群鸟一样飞散。” 这种现象通常不会发生在集权帝国的中央军队中，但是在匈奴军队中很常见。 为了维持等级制度，单于必须通过保护其臣服者和使其获利来稳固自己的地位。《汉书》认为，匈奴帝国的奠基人冒顿单于因自己在军事方面的才能受到地区领导人的钦佩，而他的父亲则未能获得同等的支持。 值得注意的是，当冒顿上台时，世袭制度十分混乱，有许多王子有资格获得王位，冒顿并没有正统性的理由。但是，冒顿统一了帝国，这应该归功于他的军事能力：他征服了北方的一众小国，并在白登地区给予汉高祖刘邦迎头一击，使汉帝国被迫年年进贡。换句话说，地区领导人之所以效忠于冒顿单于，是因为他们相信与他的合作可以使他们受益。
# 匈奴帝国的组成
像罗马帝国、秦汉两朝那样的中央集权政府的有几个特征：统一的文化，先进的农业、严密的官僚体系。 但是，匈奴帝国并没有包括所有这些典型因素，他们没有先进的文化，没有发展农业，也没有成熟的文字，官僚体系更是无从谈起。这些因素将其塑造成类似邦联的帝国。
首先，从地理角度而言，草原上的文化实在是太繁杂了。 中亚草原上有许多山脉，例如杭爱山和阿尔泰山，将整个草地分布成许多大块但相对分离的部分 （《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 由于几个群体之间的地理障碍，每个群体之间很少建立联系，每个民族都有着自己的文化。 因此，由于复杂的地理条件，各个部落相当分散，这给执政带来了很大的障碍。
正如《汉书》所提到的，被征服的集团仅仅是“服从”匈奴帝国，他们不认为自己是匈奴的一部分。虽然在冒顿的控制下，该帝国到达了蒙古北部，西西伯利亚和现在的辽宁，甚至将其边界推到了黄河以南 （《中国历史地图集》，1982），但匈奴帝国形成期间，“基于每个群体对不同生态条件的适应，出现了广泛的区域差异”。（Yablonsky，1995） 此外，大多数小团体甚至与匈奴人发生血仇。《汉书》记载，当匈奴不再像以前那样强大时，其附属部落就曾掘开单于的坟墓，以发泄怒火。考虑到匈奴及其隶属之间的争执是不可调和的，因此帝国之间没有民族凝聚力。
促使权力下放的另一个必不可少的因素是缺乏发达的具有同化力的文化。《三国志》中提到，附属国只是向匈奴纳税，但没有任何文化入侵的证据。相比之下，中国征服外国时，肯定会向其传播儒家文化，以此来巩固控制。可以从董仲舒曾经说过的话中推断出意识形态入侵的重要性：“除了儒家思想，如果不抛弃所有思想，中国将永远不会统一”（汉书）。 这个原则也可以适用于匈奴。 但是，匈奴的追求仍然停留在物质层面上，没有施加意识形态的入侵。因此，很难实现稳定的统一 （闵海霞，2010年）。
此外，匈奴人还没有发明书面语言，也没有开发口语的书写系统。 据《汉书》说，他们只使用口语来传播信息，这会引起各种问题，例如对领导指令的误解甚至是故意的不实陈述。 由于族裔群体的多样性，语言的多样性可能是控制的另一个障碍。 如果统一的命令无法传达到边境地区，就无法建立一个集中的帝国。
# 去集权化与军事
如同中央王朝的权贵集团，《汉书》提到，呼延，阏和须卜的三个氏族控制着帝国的军事力量。 毫无疑问，家庭的身份可能会在权力和利益上产生冲突。 这就是为什么建立了帝国的中国皇帝（例如宋明朝的太祖）都杀死了杰出的将军或强迫他们放弃权力。 如果不这样做，就无法把权力统一起来，而匈奴犯了这个错误。
三个氏族互相掣肘，都拥有巨大的权力，甚至有权力自己发动进攻。因此，贵族与中央政府之间严重脱节。如《汉书》所示，即使汉人与匈奴之间和亲，小规模入侵仍然时有发生。由于匈奴和汉少有大规模官方军事行动，可以推断的是，汉高祖和单于都更倾向于以汉族岁贡和和亲，而不是战争的方式获得资源。但是，其它派系的贵族仍然会入侵，并在其边境之间掠夺资源。 有的时候，单于也会被这些毫无规矩的做法激怒，但是很多时候他也鞭长莫及。
如前几节所述，匈奴帝国建立了一个去集权化的松散国家。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有一个专制政府，皇帝在其中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力。但是，匈奴军队的战力仍然远远超过汉朝，这很违背常理，但也不是无法解释的。
首先，权力下放将使游牧民族的机动性优势最大化。 通过避免复杂的政治程序并保持其已经习以为常的小团体生活方式，去集权化的中央政府使匈奴军队受益。 一方面，《汉书》提到匈奴人会在发现机会时发动进攻，而在敌人大部队到来时撤退。这使得匈奴部队能够对紧急情况作出快速反应。由于古代信息传播缓慢，如果行动需要向上汇报并等待批准，战机就会延误。中原王朝的军队常常受到此类束缚，战力遭到削弱。
如前几节所述，匈奴帝国由几个相对独立的人群组成，这些人群在习俗，种族等方面可能会有所不同。一个宽松的政府通过保留这些地区统治者的权力来保留这些群体。单于给地区领导人留下足够的权力，并让他们在自己的区域群体中执行命令。
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稳定的后勤保障。 农耕社会的军队将无法解决这一根本问题，正如拿破仑·波拿巴曾经说过的那样：“兵马未动，粮草先行”。 但是，与汉帝国和罗马帝国不同，匈奴骑兵并不依靠后方提供食物或设备，这意味着他们实际上不需要后勤。 由于游牧民习惯于吃肉，他们可以通过杀死野生动物作为食物或依靠驯养的牛群来养活自己。 因此，一个中央集权政府在后勤保障方面上的体现对匈奴军队而言毫无用处。
此外，《史记》还记录了地区领导人将在每年的第一个月和第九个月见面，参加由单于领导的会议。比起皇权独断的中原政治体制，匈奴的政治会议更像是一个“议事会”，各个团体通过这个会议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
冒顿上台后，地区领导人会议被取消，但部落仍然存在。帝国更像一个邦联，地区领导人则保留了自己的权力，匈奴也因此可以最大程度地发挥每个集团的军事能力。
# 结论
本文证明，从游牧活动的性质及其组成起，匈奴帝国的独特基础就将其塑造成一个类似邦联的帝国。与直觉相反的是，在游牧民族的前提下，中央权力薄弱促成了强大的军事力量。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缺乏关于匈奴政治体系的运作方式的记载，我们只能根据汉族历史学家所记录的信息来勾勒出轮廓，并结合考古发现得出结论。匈奴政治制度很可能比我们所知道的要复杂得多，因为它在草原上运转得很好，甚至吸引了许多中国人搬离长城。
总而言之，尽管中国与匈奴之间的多面差异引发了许多冲突和军事行动，但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可能是有益的，因为它一直在为双方带来学习彼此的机会。
而这，也是“丝绸之路”的主题：文化在碰撞中的的交融。
参考：
- Yablonsky，LeonidT。
A．“萨卡文化与历史重建”，《铁器时代初期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 Jeannine DavisKimball等， 伯克利：《吉纳特出版社》，1995。
B．“某些人种假设”。 在《铁器时代初期的欧亚草原游牧民族》中，编辑。 Jeannine Davis-Kimball等。 伯克利：《吉纳特出版社》，1995，第241-52页。
尼古拉·科斯莫（Nicola di Cosmo），《中国古代及其敌人：东亚历史上游牧民族力量的崛起》，剑桥大学出版社，2002年
林侃，北京，中华，1988
山田信男，《匈奴游牧国家的形成》，东方学人学报36.3–3，1982
5.《中国历史地图集》，谭志祥[Tan Qixiang]等编，北京，1982
- 《史记除疑》， 110，2320–1， 三秦出版社，1985
7.汉书：班固墓（32-92），1962，北京，中华书局
尸子：尸子（BC 313-238），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
布莱恩·米勒（Bryan Miller），“雄狮的国王与草原帝国的政治秩序”，《东方经济与社会历史杂志》 57，2014
闵海霞，“匈奴发展史研究”，兰州大学，2010
三国志：《三国志》，上海经典出版社，2011
12.《史记》，《史学史话》，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
- 白凤起，匈奴人及其军事民主制度。 北方文屋，北方文物，1986，（04）：67-71 + 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