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缘巧合，我在bilibili上看到了一个很棒的演说——衡水中学高三的张锡峰同学再一次出现在了大众的面前，而这回是在《超级演说家·正青春》的平台之上。

在《反资本：从竞争出发的现实批判》中，笔者指出了竞争时的劣势才是大部分炮灰群体哀怨的原因，而非竞争本身。这一条规律在任何时候、任何领域都能找到相似的道理——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被统治阶级往往会反抗统治阶级为维护自身利益所容忍或创造的不公；在体育比赛中，吃判罚的亏的一方会谴责裁判不公，但是当下次好事降临在他们头上时，却又都会一声不吭。在教育领域，事实也是如此。当张锡峰在讲述着自己一路的艰苦时，我能在弹幕中看到无数条诋毁他的：“没有脱离低级趣味，没有成为一个高尚的人”、“眼里只剩下了试卷和分数”、“就是你们把分数线拉高了”、“畸形的三观”；也有很多责怪体制之弊的“这不是衡水中学里每个人的错，而是体制的错”；甚至还有站在高处，为他而感到悲哀的“不要嘲笑了，应试教育环境里长大情有可原。”

杭州的重高升学率不到14%，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想见坐在屏幕后面的是什么人——问题不仅出在他们所受的教育上，也在他们和衡水中学的学生们是间接利益冲突者这个大前提上。Bilibili上的网民们对他们颇有微词，大概是因为衡水中学等一众应试高校带起了网民们口中的“内卷”风潮，导致全国上下一片“卷化”的迹象。我们何时见过强者抱怨不公？衡水中学的学生们无疑是内卷时代的“卷王”，而大多数网民们只能做炮灰。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竞争绝对无法避免。经济学中的博弈论告诉我们，与其寄希望于别人的施舍，寄希望于体制的改变，不如选择自己出击，成为当前体制中的强者。

再往后谈一步，就是炮灰们对“以素质教育规避内卷”这一伪命题的痴心妄想了。美国的贫富差距总是能成为大多数中国人茶余饭后的谈资，但是美国素质教育却又被人们一遍一遍称赞，仿佛这二者没什么联系似的。实际上，所谓素质教育，正是最好的掩盖阶层固化的工具罢了。当学生们的素质被有形的分数衡量时，公平是可以得到极大程度的保障的——毕竟，考生们都是看成绩单上面的数字来瓜分话语权。但是如果评判标准换成了无形的“综合考量”时，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等等等便可轻松介入。如果这一幕真的发生了，我们难以想象炮灰们会作何感想——或许，他们早就丧失了话语权，他们的声音根本不会被听到。没有一种规则是绝对公平的，现下中国的体制正适合中国的国情。弊端固然存在，但是看问题要先抓住主要矛盾。在高考体制之下，“衡水模式”的产生是完全正当合理的，因为它只不过是把全国都在做的事情做的最好、做到极致，本质上还是量变。

但是，笔者在张锡峰的演讲中嗅到了一丝危险的气息——把别人踩下去的病态竞争心理。这种心理可以与近来常被人们讨论的“凤凰男”现象相挂钩——来自较低阶层的人，对于竞争有一种病态的依赖感，并希望将别人踩在脚下以实现自己的目标。对于他们而言，这是天然合理的——通过他们的努力，超越别人，获得更好的资源。但是从心理学角度来讲，这是一种先天性情感缺失的体现——举个例子，一个从小缺乏父母认可的孩子，很容易发展出讨好型人格。一个总是通过超越别人获得更好资源的人，在走上社会以后可能会不择手段地参与竞争，即使最终完成了一定的阶级跨越，也无法获得很强的幸福感，同时容易伤害到别人。

然而，一个真正参透素质教育的人，会自觉尊重每一种教育方式——素质教育带来眼界和格局，应试教育带来坚韧和果决。更好的出身意味着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而不是优越感的来源。造成内卷的罪魁祸首是“把别人比下去”的病态思维，绝不是竞争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