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叔叔，一名互联网工作者，和我如是说到：“去年春节之前的每年，每次洗澡只会掉一小簇头发，去年春节时，头发大把大把地掉”。这其实正是疫情时代互联网工作者们的常态。而大部分人作为互联网使用者，正在通过自己的需求为各种平台贡献着流量。美国作家约翰•福斯特在《互联网与资本主义的邪恶联姻》中提到：在各种经济时代，需求导向一直是我们动作的根源。那么，在疫情期间，我们的需求导向为何呢？从网课平台、电子游戏到直播带货，基本上和互联网相关的每一个部分都得到了很好的发展。像中国大学、钉钉等在线教育平台，都开通了在线课堂，真是贴心。很多线下的服装店会通过朋友圈，直播各种媒介来宣传——卖出囤货。这就促进了电商行业的发展。对它们而言，疫情过后还是一种挑战，因为人们都能出门逛街了。整个2020年，直播带货平台的用户数量不减反增，增速喜人。用户规模有望达到5.26亿人，在网民中占比过半。疫情把我国的互联网公司推上了前所未有的红利阶段：亚洲受新兴经济体带动数字经济增长最快，数字经济占GDP比例有望超过60%。

从互联网金融巨头的角度来看，疫情将流量集中简单化了：我国有十四亿人口，是一个庞大的市场，我们每个人在我国互联网巨头的眼中都是流量，都是要被收割的韭菜。它们算盘打得很响，从我们每人身上一年赚一元，一年就赚十四亿，从我们每人身上一年赚五百元，一年就赚七千亿。于是我国互联网巨头们每天只做两件事，并不断重复：一是收获流量，二是把流量快速变现。

反观真正的高科技，例如5G通讯，量子计算机，移民火星等，无一不是耗时长久，投资巨大，见效慢的大型工程。虽然，这些领域只要有所突破，赚取的财富以及真正的益处远大于流量经济，但是喜欢赚快钱的我国互联网巨头们习惯了通过收割流量，割韭菜赚快钱，才不愿做高科技。作为对比，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也想割韭菜赚快钱，但结果却是微软差点被拆分，谷歌被欧盟罚了上百亿美元。美国的互联网巨头们被“强迫”放弃了割韭菜的机会，转而走高科技路线，靠引领技术潮流来赚全世界人民的钱。设想一下如下场景：我国的互联网巨头们在国内完成了资本积累之后，决定去与外国互联网巨头争雄，但是无奈是，他们掌握的只有赚快钱的本事。在这样的情况下，悲剧是无法避免的。例如，国人常常以抖音的海外影响力而自豪。而在看到欧美数国频频制裁抖音时，则常常归咎于“资本主义国家见不得别人好的万恶嘴脸”。事实是，这一套赚流量、再变现的办法，早就已经被成熟的西方列强识破——为了防止其国内出现不健康的竞争，这种方式在西方国家的政府内部早就遭到了排斥。

互联网产业实现升级，只能靠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以及出台更加适应互联网经济，平台经济的法律，来引导。疫情让我国的互联网经济获得了发展契机，带来了巨大的利润，但在整个市场水涨船高的时候，巨头们需要想清楚自己究竟是在船上还是在裸泳。疫情对整个市场实际上造成了深远影响，对我们而言，互联网经济是目前而言唯一能够仰仗的、有潜力恢复经济活力的因素。我们国家一向有着“集中力量办大事”的能力，希望在互联网方面也能够继承这一传统——如同“两弹一星”一般，互联网的“两弹一星”也需要国家的支持。在这种情况下，市场往往会犯下错误。管制好流量巨头们的发展，对于中国的发展具有决定性作用——毕竟，到了国际市场，就要和在真正的高科技领域摸爬滚打了数十年的西方巨头们拼刺刀了。

“不要去追一匹马，而是该用追马的时间来种草，等到春暖花开的时候，就会有一群骏马任你挑选。”

Reference：

1. Foster, John Bellamy, and Robert W. McChesney. "The internet’s unholy marriage to capitalism." Monthly Review 62.10 (2011): 1-30.